7月10日上午10点，北京，北四环边上的一幢居民楼。窗外，雨点密密麻麻地掉下来。
坐在记者对面的张秋月接了一个越洋电话，电话那头是她远在意大利出国打工的丈夫，余成名。
“喂，能听见吗？”张秋月先说话。
“听见了。”过了大约一分钟，余成名的声音才从话筒里传出来。
“干吗呢？”
“一边干活一边给你打电话呢啊。”
“那边都半夜了，你怎么还不睡啊？”
“有活儿干啊，给你挣钱还不好啊。”
张秋月呵呵地笑着：“好啊，你不是说这个月份没活儿吗？”
“我又找了份做皮包的活儿，这边给的多，看看吧，要是这边还不错我就不回那边了。”电话里的声音显然有些小得意。
“那个周记者要采访你在意大利出国打工的事呢。”
似乎有些激动的余成名笑道：“我的事你不都知道嘛，你说就行啦。”
余成名，河北省冀州市人，34岁之前，他最远去过的地方也不过离家才几百里地的省城，可34岁那年，他去了他想都没想过的地方，意大利，有多远？电话里他憨厚地笑笑：“反正就是知道要出国打工，从北京坐飞机要坐十几个小时才能到。”
“一个行李箱就是家”
刚到意大利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滋味？
不知道是信号不好，还是余成名在犹豫怎么回答，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缓地说：“孤独、害怕，一个行李箱就是家。”
8年前，余成名离开家，去意大利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临走前，妻子陪他去集市上买了几件衣服。“没寻思能走成，好多人都是到了北京又回来啦。去北京送他的时候都没怎么难受，等到要上飞机了，才想起来哭。”张秋月说起这些的时候，一直很平静，“现在时间长了，不觉得怎么着了，尤其是两年前他回来一次，更觉得心里踏实了。”
事实上他们已不是第一拨出国打工的了，比他们去得早的老乡在那里挣了钱，他们一听也动了心，几个人一合计，也想出去挣钱。2005年，余成名和几个同乡托朋友办了签证，准备出国打工。“托人给办签证包括到了那边给介绍工作总共花了七八万呢。”张秋月说，“那会儿，家里能拿出个几万块钱都算不错的了，也就是我俩那会儿都上班攒了点钱。”张秋月说的上班，是指当时他们家附近的一个化工厂，这几年由于污染严重已经关闭了。
到了那里，余成名才发现，原来自己来到了一个多么陌生的地方。“大街上人很少，连房子都藏在玉米地里。”余成名这样描述他眼中的意大利。出了站，余成名就被姐夫接到了住处，在姐夫那里待了两三天，有人把他带到了打工的地方。“工厂都是中国人自己开的，老板大都是来得更早的南方人，温州人多，一般都是做服装的，外国人设计、裁剪，我们只管加工，老板包吃住，计件给钱。”余成名说，“每年七八月份，活儿就不好找了，因为我是技术工，老板不愿放我走，就会继续提供吃住，打零工的，老板就不管了，他们要么出去找餐馆打工，要么就自己出去找几十欧元一个月的小旅馆凑合住。”
由于余成名做的是技术工，计件给钱，活儿多的时候一个月能挣一千七八百欧元，活儿少的时候就几百欧元；而那些打零工的人，比如保洁员、保安，每月就几百欧元，要是赶上活儿少的时候，老板就会辞退他们。
同余成名一样，来到意大利出国打工的中国农民有不少，仅他们当地不到千口人的一个村，前往意大利出国打工的就有一两百来号人，此外还有去韩国、日本等地出国打工的。有的夫妻俩一起出来，孩子交给父母带，几年不回家，“出去挣钱也是为了他们（孩子）啊。”
余成名的妻子张秋月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夫妻两个人都在家务农，承包20亩地，一半地秋天播下麦种第二年夏初收割后再种上玉米，另外一半地种棉花，春种秋收，冬天农闲时节再去帮人家摘辣椒打点零工，一年四季不闲着，按照正常年景，每年纯收入不过三四万元钱。若赶上天旱还可以通过浇灌补救一些损失，若是天涝甚至赶上冰雹，收入就更没有保障了。这几年国家有惠农政策，农产品卖的价格高了，收入相对好一些。“可娶媳妇条件也高了，以前给儿子娶个媳妇在家盖几间大瓦房，再装修得好一点也就几万元钱，现在女方都要求男方在城里有楼才肯嫁。去年，我们给儿子在县城买了处楼房，连车库一起算下来40多万元，成名这几年挣得钱都花上，还借了点。”说到这儿，她长长地舒了口气，“不管怎么说，总算是买了楼了，以后儿子娶媳妇不用愁了。”
意大利，位于欧洲南部，主要由靴子型的亚平宁半岛和两个位于地中海中的大岛西西里岛和萨丁岛组成。意大利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亦为欧洲民族及文化的摇篮，曾孕育出罗马文化及伊特拉斯坎文明。服务业、旅游业及对外贸易尤为突出，同时也是北大西洋公约和欧盟的创始会员国之一。在3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居住着6000多万人口，人均GDP却是中国的7倍之多，比中国香港的人均GDP还高出一些。很显然，去那里出国打工的高工资，是吸引中国农民前往的最大诱饵。然而，随着近几年人民币持续升值，欧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也从最初的1:11下跌到现在的1:8。“一来一去，一年少挣了好几万呐。”对于大半辈子都在跟土地打交道的张秋月来说，她不明白人民币升值是怎么回事，但这一政治经济学的高深问题的确给她的家庭收入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余成名说，他在这里挣的不算最多的，比他早出来几年的姐夫王凯，也是技术工，就比他挣得多。跟余成名比，王凯收入的最大保障就是按月拿工资，这样就不会受工厂效益的影响，平均每个月的工资都有1000多欧元，“姐夫买楼也比我们早，前几年在县城买个楼房要20多万元，当时姐夫劝我们一起买，我们没那么多钱，现在就涨了一倍，哎……”一说到这里，张秋月又是恨得牙痒痒。
事实上，在意大利出国务工的老乡中，余成名、王凯算是比较幸运的，由于他们会做衣服，有技术，又很勤奋，这几年还是挣了不少钱，“算是没白出去”。张秋月告诉记者，出国务工的老乡里也有几个混得惨的， “我们邻村有个男的，出去打零工，一个月能挣几百欧元，合人民币一个月也能挣几千块钱，怎么着也比在地里干活强，可他不正经干，好赌，没活儿的时候就出去喝酒打牌，把挣的那点钱全都花没了，这些年他也不愿回来了，就在那边这么混着，家里大人孩子也不管了。还有个女的在外面染上绝症，现在和丈夫离了婚，在家养病呢。”说起这些，张秋月的脸上现出些许安慰的表情：“不管怎么说，成名这几年在外面真是辛苦了，我们俩没事就通电话，儿子也争气，去年考上了大学，学画画儿的，一年光学费就1万多元，都是他爸在外面给他辛苦挣的。”
外国的钱也不好挣
看过喜剧大师卓别林《摩登时代》的人都对里面那个被卷入巨大齿轮仍在重复拧螺丝的工装小丑嘲笑不已，那是工业时代，流水线上的工人为了跟上机器转动的速度，而从事的枯燥、单一的拧螺丝动作，影片里卓别林笨拙的动作引来了不断地笑声，也引发了人们的思考：这种工业化“摩登”的背后到底隐藏了多少拧螺丝的工人？这些拧螺丝的工人与“摩登”社会同处一个时空，却又似乎与世隔绝？而本文里所描述的主人公及他的工友们也正是在一台机器、一盏电灯的陪伴下，度过1000多个日夜。
余成名告诉记者，工友们为了排解出国务工期间的苦闷，还编了顺口溜自嘲：“都说这里工资高，害我没钱买牙膏；都说这里伙食好，青菜里面加青草；都说这里环境好，蟑螂蚂蚁到处跑；年年打工年年愁，天天加班像只猴；加班加点无报酬，天天挨骂无理由；碰见老板低着头，发了工资摇摇头；到了月尾就发愁，不知何年才出头。”
前年，余成名回国一趟。妻子张秋月说：“都有点不像他了，以前头发又黑又密，现在头顶秃得厉害，穿了件白色的大T恤衫，说是他自己做的，脸也比以前瘦了，比以前还黑。”
那次回来，余成名在家待了两个多月，除了刚回来那几天的热乎劲儿之外，夫妻俩的话少了，还吵了一大架。“他就觉得他在外面挣钱不容易，回来就得好好休息，什么都得顺着他才行。”张秋月回忆。当时正赶上地里农忙季节，全家都去地里干活，以前余成名在家的时候，是个勤快的人，下地干活，回家洗衣服、做饭，样样都帮着媳妇一起干，时不常的还去给岳母家帮忙，可这回回来不同了，“自己地里的活儿，他是一点都不干，我也是觉得他在外面辛苦了，不干就不干吧，可娘家的事总得应酬应酬吧，嘿，他也懒得动了。”“他在外面待傻了，人情世故都不懂了。”说起这个事，张秋月开始有些生气。余成名在外这几年，张秋月多是靠娘家人支持过日子，平时一些需要力气的农活都是她娘家哥哥帮着干，好不容易盼到余成名回来，张秋月也有自己的打算：“他回来了，又正赶上农忙，本来我可以轻松一些，可正赶上他那几天腰疼病犯了，我心疼他，自家地里的农活我都不让他插手，那天是我哥家铲玉米秆儿，全家都去帮忙，他本来答应去帮着开拖拉机，可到中午了还没见他人影儿，下午才回来，告诉我去镇上冲洗照片了，遇见几个朋友就一起喝了酒。这都不像他，以前他不会这么不分轻重的。”
最后，是余成名的解释让张秋月消了气。余成名说自己在外面很孤独，没人和他聊天，好不容易回到家，一见着熟人就恨不能把这些年在外面想说的话都倒出来。平静下来后，张秋月说：“他们在那边干活太累了，又不懂那边的语言，老板都是南方人，平时说人家家乡话他也听不懂，一个人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干活，忙的时候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活儿。”由于工厂多是加工服装、鞋帽的小作坊，他们都是租住一处民居，楼下干活，楼上睡觉、吃饭，通常一个人面对一台机器、一盏台灯，一个桌子，就开始了一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到点儿吃饭，吃完饭接着干活，一直到深夜两三点，有时候甚至要干到四五点钟，长期被台灯照着头顶，很多人脑袋都开始谢顶，三四十岁的年纪看上去像50多岁的人。
“没有人跟我聊天，闷得慌，有时候就自言自语几句，或者给老婆孩子挂个电话，边干活边聊天，心里才舒服点。”余成名说。他不懂当地语言，平时也很少出门，没活儿的时候就在宿舍待着，有时候跟南方人聊几句，却又听不懂他们说什么。
在意大利这8年多的时间，余成名只有在偶尔碰见他姐夫的时候才痛快地说上几句话，可离得远，他们碰面的机会总共也没有5次，其余大部分时间，他都是一个人在机器旁边，顶着台灯，缝制着无数件的衣服。真实生活里，余成名缝制衣服的动作与影片中卓别林拧螺丝的动作几乎如出一辙。他们都是流水线上的工人，意大利悠闲的海边、芬芳的鲜花、诱人的美食、古老的建筑文化，几乎与他这个身处意大利的中国人没有一丁点儿的关联，他只是那个坐在屋子里不断缝制衣服的打工者。与人们想象中的海滩、花园洋房有别，他们在意大利住的也不好。“都是租的旧房子，房租便宜，好一点的工厂有单独宿舍，不好的就用木板隔起来，没有窗户，也很少见到阳光。”
一年到头，只有在过年的时候，老板会领着他们出去吃顿年夜饭，平时吃的都是中国饭菜，由于饮食文化不同，中国人爱吃的猪蹄、鸡爪、动物内脏，意大利人压根不吃，为此他们经常去工厂拿肉。“有时候，猪蹄、内脏就会白送给我们一大袋子。”余成名说，“超市里什么菜都有，韭菜、黄瓜、西红柿……跟国内比也不算贵。” 事实上，余成名也不愿意出门，除了语言不通、道路不熟外，每年春季，当地人多会患上花粉病，余成名也难逃脱： “每天早上起来都像得了感冒，鼻子流鼻涕打喷嚏，眼珠子痒得只想抠出来。来意大利的人多半都会受花粉病的困扰，奇怪的是，一回到国内，症状就没了，来到意大利又有了。”
即使受到花粉病的困扰，外加无人聊天的寂寞，但对于余成名来说，来到意大利出国务工仍然是个正确的选择，“这几年，出国打工也越来越难了，人民币升值，挣得也没前几年多了，后悔没再早出来几年。”
守家的女人最辛苦
张秋月，今年43岁，在娘家排行老幺的她，出嫁前是家里的宝贝闺女，“哥哥姐姐都替我做了，什么都不用我操心。”连嫁人也是听从姐姐和母亲的安排，嫁给同村的余成名，“离得近，好有个照应。”丈夫余成名在家排行老二，还有个已出嫁的姐姐，儿子余小庆出生没多久，婆婆就去世了，家里还有个90多岁的奶奶和70多岁的公公。“婆婆去世后，我就开始当家，亲戚朋友迎来送往都是我一个人的事。尤其是成名走的这些年，地里的活儿、家里的活儿都是我一个人的事。”十几年锻炼下来，张秋月已变成一个结结实实的农村中年妇女。
“成名走的那年，儿子刚上小学五年级，我哪里也不能去，得在家守着孩子，直到去年儿子考上大学，才开始寻思着出来找点活儿做，主要是家里这几亩地实在见不到钱。”如今，张秋月在北京一个亲戚家帮忙带孩子。“儿子读的是艺术类大学，本三，花销大，再加上买楼借了点钱，这两年得赶紧把钱还上心里才踏实。”朴实的她心里想的永远是儿子和家。
张秋月告诉记者，从中学毕业一直到刚结婚那会儿，她就在村办企业里当化验员，一直也没怎么下地干农活儿，成名在家的时候，也在村办企业上班，空闲的时候还帮着她看孩子、操持家务、下地干活儿，几年下来，俩人也攒了几万块钱，成名出国的时候，一下子就花了七八万元，家里的积蓄几乎花光了。“那时候的心情啊，真是没法儿说，又想着让他回来，可他没挣着钱就回来，那花出去的钱就打水漂儿了，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一说起丈夫刚出国的事，张秋月的眼圈就泛红，“头出去的那几年里，一到大年三十包饺子的时候，他就给家里打电话。看着春节联欢晚会，听着外面的鞭炮，我就是哭，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就把电话给他挂了。”张秋月现在回忆起来眼里还噙着泪，“那会儿，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儿子在寄宿学校，公公和奶奶住隔壁院子里，我一到晚上就把屋里的门插上，打开电视，把旧的输液瓶子灌上热水，往被窝里一塞，躺在床上就再也不愿下来了。刚开始跟公公和奶奶一起吃饭，后来嫌麻烦就自己随便做点吃口，出去串门看着人家大锅小灶的边吃边聊天，回来自己就是就着电视或者电脑吃一碗饭。”孤独、寂寞同样也咬噬着这个留守女人的心。但她也有欣慰的时候：“好在儿子懂事，在学校里一个星期就给我打个电话，放假回家从不像别人家的孩子跑出去玩，都是在地里帮我干农活。”
“都说在出国打工苦，可在国内打工最起码人家一年还能回一次家，成名这一走就是5年，回来待了俩月，又走了，这次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张秋月说的时候抬头望望远处的天，北京的雨天，灰蒙蒙的，只有丝丝如线的雨，不知疲倦地往下掉。记者试着牵回她的思绪：“哎，没准儿再过两年，你老公一回来，就能抱上孙子了，那会儿你们老两口就有得忙活了。”她高兴起来，眼睛里又有了光彩，憧憬地说：“嗯，最多再过个五六年，儿子一结婚就让他要孩子，趁我们年轻给他带着，让他们出去挣钱。那会儿就该换他爸回来休息了。”
由于娘家也是本村人，也给张秋月壮了不少胆量，“最起码，有点事的时候，能有人给帮衬着，地里的力气活儿都是我哥开着拖拉机帮我干，隔三差五还能回娘家和我娘聊聊天，我们邻村有个出国的，女人一个人在家总受外人的气，要是那样还不如让男的回来，这还哪像过日子的。”在张秋月眼里，什么都比不上家更重要。
“我们虽然出国务工辛苦，可媳妇在家比我们更操心。”余成名也了解媳妇的苦楚，所以每到发工资攒下一笔钱的时候，他总是第一时间寄回来：“说到底，都是为了这个家。”
有期盼的日子过着才得劲
“上个月我姐夫回家，他托我姐夫给我寄了几件衣服。”张秋月穿上她丈夫寄来的衣服，略带腼腆地告诉记者：“你看看，这肩露的，在家里我根本穿不出去。”那些裁剪大胆、吊带露肩的时尚服装与面前这位穿着朴素、身强体壮的女人确实有些不搭配。可在她丈夫眼里，他的妻子是最应该穿上他亲手做的衣服的人，张秋月羞涩地说：“他总让我吃穿的好点，还给我买了奶酒让我喝，我一直留着，等他回来一家人一起喝才有味儿。”
分居时间久了，俩人也找到了一个相对平衡的点，余成名办了一张国际长途优惠卡，每分钟只收一角几分钱，只要不忙的时候，他都会拨通手机，借助多人通话功能，和妻子、儿子聊上半天。电话里，你一言我一语，虽然大部分时间说的都是儿子的学习问题，很少说起俩人之间的悄悄话，可每次接到丈夫的电话，张秋月都会兴奋好一阵子。
母亲节的时候，儿子打电话给张秋月，说等挣了钱先给她买一束康乃馨。张秋月跟儿子开玩笑：“不给媳妇买，先给妈买，媳妇能高兴吗？”她儿子一本正经地告诉她，他是个孝顺儿子。张秋月把这些讲给记者的时候，一脸的幸福。
张秋月兄弟姐妹4人，除了50多岁的大哥在家边务农边照顾年迈的母亲以外，二哥、姐夫和她丈夫都在意大利，侄子去年去了日本出国打工，大嫂、二嫂和她，还有一个小侄女在北京打工，打工的收入比在家务农要多，这几年，他们兄妹几人相继在县城买了楼房，村里都很羡慕。“他们都问我，是不是在北京有什么亲戚可以帮着介绍工作，怎么你们一家子就都能到北京工作啊？”张秋月笑着说，“这不都是机会赶得嘛。”
今年，余成名终于办了绿卡，以后可以每年回来一次了，张秋月盘算着：“只要把这点账还完了，每年活儿少的时候就让他回来待俩月，以后就好啦，每年来回走着，跟在国内打工的也没什么区别。”
再往远处想，张秋月和余成名合计着，他们的儿子是学画画儿的，余成名又懂得裁剪，等再过几年，余成名年纪大了，就不去意大利了，回来自己在家开个成衣铺，她儿子说，要去学成衣设计，自己设计、裁剪缝制衣服，记者告诉她，那叫高端定制，现在很多人愿意出高价定制服装，她听了很高兴，憨厚地说：“咱也不用多高端，就在县城开个门脸儿，别人要什么样儿的，让我儿子给设计，他爸做，我就只管记账就行啦。”说完，她爽朗地笑了。
后 记
本文初稿完成之后，记者拿给张秋月，她一脸严肃地认真阅读。看完之后，记者问：“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张秋月说：“没了，基本情况就是这样。”过了一会儿她又小心地问：“这要是报（道）出去，网上也能看到吧？”记者说：“是呀，有什么不妥吗？”她不好意思地笑笑：“其实也没什么，只是你里面写了上次他回家我们吵架那次，我不愿让外人看到，好像我们夫妻感情不和似的，家丑不能外扬啊。”所以，记者文中的人物都采用了化名。
来源：中工网
